www.ahthjw.gov.cn/zhfc/zhfc

      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高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先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廊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文书上记载出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坟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品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字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小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l175朱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
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等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悄，授
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原载《法音》杂志)

赵朴初论文选

赵朴初论文选

                    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

            在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论文

                 一、历史上的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自公元一世纪扎根于中国，以后不断吸收西域和印度新兴学说和学派的成果并和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系统的佛教。如果我们把自公元前四世纪开始(佛灭后百余年)至十二世纪为止的一千五六百年的印度佛教历史平均分为三个时期，则汉语系佛教囊括了第一二两期的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以及第三期秘密佛教的根本部分；藏语系佛教译传了初期佛教的律典以及二三两期的绝大部分经论；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也有一部分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由此见，
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可以说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三期佛教。
    但是，中国的佛教除了巴利语系佛教以外，汉藏两语系的佛教都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丰富发展的特点，其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学派和宗派的繁兴，如汉藏两个语系都能列出十个以上的大小派别。其次是汉藏两语系的佛教在戒律上仍奉行声闻乘的戒律，并用大乘教义进行解释；在信仰上完全奉行大乘的教义，所以不存在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争论。其三，自公元一世纪中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王朝大都对佛教采取保护和帮助其发展的政策，在 法令上使出家僧徒和寺院享受某些特殊待遇，僧徒的生活原则上由国家提供一定的保证。其四，中国历代大多数帝王都给予佛教的高僧以极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封他们为国师、帝师、活佛等。其五，佛教在中国与其它教派、学派(如儒学、道教)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这和印度的佛教与外道始终处于敌视、对立和激烈斗争的情况不同。其六，佛教渗入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自晋朝以来，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雕塑、石刻、印刷、建筑等无不受到佛教的影响；对医药和历算的发展佛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音乐、戏剧、小说等的发展同样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达千年之久，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禅宗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兴起的，所以学者们认为理学实际上是变相的佛教禅学。其七，中国佛教的教义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广的。我们最近初步估计了一下，发现通行语言中常用的成语约有一千余条都发源佛教。其八，中国佛教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又都形成兴旺发达的局面，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历时最长的，以和平方式传播的，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以上的情况大都经过近代中外学者的研讨，著述如林，这里就不详述。本文想再就中国佛教的典籍、翻译和人间佛教三个问题略作申述。
    (一)佛教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是两部巨大的佛教文献总集。这两部总集基本上反映了印度佛教典籍的全貌。我们知道汉译声闻乘三藏俱全，和巴利语三藏比较起来只论藏有所不同，而律部还多出三个部派的律藏和北传的大量论典，所以是很完全的。大乘经典的数量，在印度没有确切可靠的记载。我们从龙树的《大智度论》中得知印度当时十万颂一部的大经有六部，可以估计为七十万颂。公元581年阁那崛多至华，传说西域的遮拘迦国(今新疆西南部)的山窟中藏有十二部大经各“减十万偈”(即不足十万偈)，可以估计为一百万颂，中国现存的汉译大藏经约有大乘经典2000卷，玄奘译660余卷合二十余万颂，其余1330余卷中陀罗尼藏500余卷多为小经，仍依玄奘译文标准计算约合十六万颂。其余大乘经700余卷，按每卷八百颂计算，约合五十六万颂。三者总约九十四万颂，与上文估计相合，可见汉译大乘经和印度流传的大乘经大体相同。藏译大乘经基本与汉译相同，只在秘密藏中增译了相当数量的晚期流传的但特罗经典，也包括了印度但特罗佛教的全部。至于大小二乘的论典综合汉藏两译看来，也包括了印度传世著作的全部，在汉译中有印度失传很早的《大智度论》
和《大毗婆沙论》各十万颂的巨著。总的估计，汉译除大乘经百万颂外，另加小乘经律二藏约五十万颂，大小二乘的论藏约五六十万颂，共二百余万颂。藏译经论约二百五十到三百余万颂。比汉译稍多，但不是通常说的多几倍。汉藏二译互补接近四百万颂。
    (二)近代因为巴利语的三藏完全保存，梵语的佛典也陆续发现一部分，学者们利用汉译和藏译进行对比研究，这是完全必要的，中国的译经其规模的盛大隆重和工作的严肃认真较之印度的结集可说是承规继步、后先辉映。如鸠摩罗什译场就集中义学沙门达三千人。其后六七百年中由国家主持的译场都集中全国最著名的高僧和最优秀的文学家襄助译事。因此，译出的经典文字本身就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受到朝野人士的欢迎和喜爱，所以能立即风行传诵，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促进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藏文的诗经基本上采用直译法，其精确度使近世学者十分惊叹倾服。汉译佛经则以直译为主，兼采意译之长，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翻译。我们知道，古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3000年)和使用人数最多的活语言，其结果自然使每一汉字的内含十分丰富，所以是表达佛教精微奥妙思想的最适宜的载体。近代中外有些学者对汉译佛经的意译色彩和依汉译发展的宗派学说表示异议，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佛陀允许和鼓励信徒依个人的理解来解释佛语，只要不违背“三法印”或“一实相印”和不背离“四依”的要求就行了。
    总的说来，汉藏两译的大藏经是在一千余年中集合中、印和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最优秀的大师、学者和文学家以高度的宗教热忱，极高的文艺才华，最艰巨的超人努力所塑造成的人类文化丰碑，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梵、巴佛典一样都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
    (三)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主张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事实上，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在《增一阿含》中佛告天帝释， “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中观宗之祖龙树在《大智度论》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著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庄严经论》中提出化身佛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的这些积极入世的光辉思想传译到中国后，为历代的佛教大师所继承和发扬，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隋唐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几大宗派几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倾向，其中尤以禅宗最为出色，他们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中国佛教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增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这个思想运动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它在佛灭后的第三个五百年中(隋唐时期)以汹涌澎湃的气势
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在各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结出令人称羡的丰盛果实。

                   二、中国佛教的现状

    中国佛教自公元四世纪中东传朝鲜，公元六世纪初东传日本，先后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有着频繁的交往；到了近代，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在世界上越来越受到重视。
    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旧中国恹恹一息的佛教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修复寺庙、保护名胜古迹，整顿僧伽制度，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培训僧伽人才等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经过“十年浩劫”，佛教也蒙受巨大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政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宪法中规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条文，保障信徒的正常宗教活动。就佛教来说，短短数年中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远远超过“文革”前的十几年。重点寺庙的恢复，佛教院校和各种培训班的开办，名胜古迹的整修保护，佛事和各种节日活动的开放，出家僧团的后继人的大规模培训，佛教经籍印刷发行业务的恢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在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面就是我们正在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力求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我们同许多国家的佛教界进行了友好联系和多种形式的佛教文化学术交流，开展了互访，互派留学生，互相馈赠经典和出版物等方面的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多学科的系统研究工作。
    (二)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学者开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有关论著，对佛学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从批评佛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论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绩和贡献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二、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背离人间佛教宗旨的消极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批评者正是从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清除消极因素，为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另外，不少出版社制定了系统出版古籍的长期规划，出版了汉文和藏文的佛教经籍，包括有关佛教的历史、传记、医学、文艺等的古代名著，数量日益增多。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增强了我们恢复中国佛学研究在国际上占领先地位的信心。
    (三)在政府的大力赞助支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搜集经版、经书和文物的工作，并设法子以集中、整理、修补、保存。如南京金陵刻经处对于汉文木刻经版，四川德格印经院对于藏文木刻经版，北京佛教图书文物馆对于房山石经，都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或恢复和扩大了原有业务，或已取得积极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大藏经》正在编印出版。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其汉文部分，收书二万余卷，是迄今为止的最完备的汉文佛典的总集。另外，有关佛学研究工作的各种工具书的编集出版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如《藏汉大辞典》的编辑出版，《佛学大辞典》的重版等等。这些工作的完成必将对佛教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方便。
    总之，中国佛教的现状是十分振奋人心的，它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全国佛教界和佛学界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工作下，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中国佛教是在中国土地上孕育成长的，它将满怀信心迈向未来，迈向人间佛教的理想境界，一个全人类和平幸福、共同繁荣、昌盛的华藏庄严世界。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原载《法音》杂志)

    首先感谢文学院的领导同志邀请我来与同学们见见面，谈一谈我对诗歌的看法，也谈一谈佛教与诗歌的关系。
    先从诗歌谈起。记得在一九六五年问的一天，陈毅同志找我到他家里闲谈，他告诉我说：毛主席同他讲过，中国的文艺改革诗最难改，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时间过得很快，转瞬二十二年过去了。当时在听到陈毅同志转述这些话时，我心里想这一辈子是看不见新的诗歌的改造成功。过去二十余年时间再来想，毛主席的估计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也不仅是毛主席、陈老总的看法，在一九五O年郭沫若同志就在一篇文章中谈过，他说新诗的形式在今天仍然在探索的途中。一九五三年郑振铎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诗的形式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到一九八三年丁芒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的新诗还没有从内容到形式发展到同旧诗最相称甚至超过它的程度。摸索、探索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到现在还在摸索、探索。”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事实说明毛主席所说的诗歌改革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是不算长的，甚至还有可能更长一些。我不知道毛主席那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就以陈毅同志告诉我的一九六五年算起，也有二十二年过去了，那么还有二十八年时间。二十八年时间能够把诗歌改革问题解决，能够完成诗歌改革，就还需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据我看，诗歌的改革首先需要从进行诗歌创造的人在思想认识上要取得一致，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传统，民族诗歌的传统，不可轻视和忽视这个传统。我曾经接触到个别青年诗人，在谈到传统问题时，他讲是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对这个话我当时没有回复他，我感到他的话言外之意是不承认“五四”运动以前的渊源流长的民族诗歌传统，不承认旧传统。仅讲继承“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我以为值得商榷，值得研究。“五四”时期新诗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就提出要诗体的大解放，诗的形式要大解放，要打破五言七言诗体，不仅打破五言七言诗体，并且要把词调曲谱都要推翻，那都是束缚人的东西，应当是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也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就作什么诗，诗应该怎么作就怎么作。这是胡适先生的主张，这个可以说是彻底地否定传统的主张。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彻底否定传统的主张做为新的传统呢?做为新的传统来继承呢?我看不能。既然格律韵脚、平仄等等打破了，借用佛教的语言来讲，就是一切皆空，那么，还有什么传统可以继承呢?如果硬要说这是传统那只能是从西洋来的所谓自由体，自由诗的流派，这些是舶来品，不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舶来品能够有销路就好，我看也没有销路。舶来品是滞销货，与民族诗歌传统无关的。所以这个主张提出来不久就遭到人们的反对，遭到包括新诗阵营内的反对，而且这种新诗的主张在事实上也是没有结出什么果实来。或许曾结过什么果实，我孤陋寡闻不敢断言。在“五四”新诗流派中也创造过一些新诗的形式，除了诗体大解放这个主张外，还有其他一些流派，比如说，有人写的是方块体诗，或者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写。这些流派可以说无不同西方诗歌流派的影响有关，这些流派之间是有矛盾，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我们传统的诗歌形式都是采取否定和无视的态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郭沫若先生的《女神》是一个很有名的创作，但是闻一多先生就有一个意见，闻一多先生讲，《女神》的句子是欧化，用的典故也多半是西方的典故，十分欧化了。闻一多认为我们的诗人应当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此时此地， “此时”就是今天，“此地”就是中国。我们的诗歌应当是有时代的声音，我们的诗歌不应扔掉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他说，为了纠正一些人的毛病，首先应当恢复我们对于传统文学的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够开天辟地，事实上不可能，理论上也不可能，我们只能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子。恢复我们对传统文学的信仰，这是其一。第二，就是更应当了解我们东方文化。闻一多先生还曾经说道：我爱中国，固然因为它是我的祖国，而尤其是因为它有值得敬爱的文化的国家。闻一多先生的这些话，我是很赞赏的。
    一九五六年郭沫若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诗歌问题，他指出自己以前犯了错误，低估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个人认为，“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既然大家都认为还不够成熟，那么就还够不上称之为什么传统。这句话也许说的不一定妥当，但我个人是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我们要尊重，要继承，要发扬的是应当从《尚书》、《诗经》以来三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民族诗歌传统。我们诗歌的改革和创造只有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否则不能够期望会有什么很大的成就。我和几位新诗运动的倡导者是相识的，我与胡适先生不认识，但我与郭沫若同志、沈尹默先生、俞平伯先生是相识的，他们几位先生都比我年长。沈尹默先生的诗与词都写得很好，同时又是大书法家，我请他写字，他就把他的诗歌拿来让我选择喜爱的然后写给我。俞平伯先生诗、词、曲写得都很好。我与郭老、沈老都有唱和。我有时还写些白话诗，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几位先生写白话诗，至少我认识他们以后，他们三位老人都写的是旧体诗。这不能说他们是后退，而是他们在诗歌艺术的认识上有了进步。我认为毛主席在中国文化上有两大功绩不可忘记。一个是保存了中医，他指出，中西医应当结合，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假如没有毛主席的指示，那么中医中药到今天就会有绝灭的危险，更谈不上发展了。许多年来，中医中药事业遭到很大厄运，遭到一些人的轻视，而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才得以保护、挖掘和发展，现在有许多西方人都认识到中医药的宝贵价值，向我们学习中医药学。毛主席还有一个功绩就是保存了我们传统的诗歌。毛主席自己写的都是古典诗词，而且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古典诗和民歌相结合的方向。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
    诗歌与散文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就在于诗歌要求有节奏，有韵律。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具有它的特征，即它的语音、语调等等。我国的古典诗歌开始是四言、五言，发展到七言诗、长短句的词，元明以后的曲。这些东西大致都是起自民间大众之中，它的音调和谐是人民大众在无意识当中取得的，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沿用慢慢成为定式。我小时候唱的家乡民歌即是五五七五式的句，日本人的诽句是五七五式的句。这些句式都是逐步形成的定式，由此产生格律。在我国古典诗歌当中五言、七言这种体裁的历史特别长，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这种体裁从来没有动荡过，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诗人的笔下，在人民大众的口中保存着这种句式。在古典诗歌的词曲中，在民间的山歌、鼓词中都可以看出五言、七言的成份最多，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个事实我看是不能忽视的，这个现象不是我们主观上决定，它是客观存在的。词曲虽然是长短句，但还有五言、七言在其中，比如浣溪沙、浪淘沙还是五言、七言占很大比重。这其中的道理是值得研究的，是需要尊重这种形式的存在，不要随便地否定它。简单地说它是习惯势力，这种匆匆地轻率地加以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对于新诗的发展也没有益处。
    从诗发展到长短句式的词，它的分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跟五言、七言诗比较起来，还可以看出它是怎么逐渐地变化的，它的演变痕迹是可以看得出的。词的优点是长短句交错地运用，节奏上增加了新的变化，音调上也引进了一个新的和谐。曲与词一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从民歌中而来，后来同音乐舞蹈结合起来，成为我们古典戏剧的主流。它占据舞台至少有七、八百年之久，到十九世纪才逐渐退出舞台，脱离了舞蹈，变成了像词一样的书案上的文艺品。我这里所说的曲不是昆曲，昆曲是比较晚的，在晚明年间。
    诗歌的品种当中，曲有不少的优点。曲的形式兴起比较晚，元朝始才逐渐发展起来，它比较接近现代人的情感语言，具有较大的吸引力量。曲可以广泛地运用各种词汇。新的词汇，新的表达方法等都可以运用到曲当中，不觉得有什么别扭。比较而言，在诗中、词中就难于这样了。这可以说是曲的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就是曲本来是在舞台上表达的，舞台上就需要如实地刻划社会各个方面的人情世态、要逼真地摹拟各种人物的神气、口吻，因此，可以更自由地来使用达到更好艺术效果的方式、手法和作风，而不受正统的格式的束缚，这是一个很大的诗体解放。第三个优点，是曲不仅在句式上突破了整齐的单调，即典型的五言、七言，并且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曲调上可以随着弦律的往复而伸缩增减，作者可以随意变化。第四点是曲除供演员演出的剧本外，还可以有散曲。散曲形式如小令，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散曲有一个调子的，如小令，还有几个调子在一起的叫套曲，这就可长可短了。曲的形式灵活，作者可以根据需要加以选择。
    这里我举一首自己多年前写的题为《故宫惊梦》的曲。那时故宫博物院正举办慈禧太后罪行的展览，应故宫博物院院长之邀我写了这首《故宫惊梦》。我运用的是套曲，许多调子放在一起，头一个调子是字字双，这是丑角唱的曲调。这首曲如下：
宫门骑马带伙计——四匹，
红旗车队后跟随——神气，
向来佩服武阿姨——皇帝，
无奈 潜力还封在山沟里——可惜，
且图就近访慈禧——
早安排你称心的见面礼——表意，
送你一付假牙好啃童子鸡——补气，
送你一付假花好和姑娘比——美丽，
送你一套特制的布拉其——换季，
送你一架莱克照相机——排戏，
有人劝我把文艺大旗也送你———放屁，
老娘少了它怎能混下去——阿哟，
这分明是反革命的坏主意——可气，
赶忙给我拉出去——枪毙。
    在这首曲中洋名称如“布拉其”这样的词汇都可以运用，可见曲是很灵活的。
    谈到继承诗歌遗产，不能不触及到两个技术问题，—个是平仄，一个是韵脚。先谈谈平仄问题。我前面说过，诗歌是要求有节奏，有韵律，那么如何取得节奏、韵律，就取决于语言的特征，所谓平仄就讲字音的高低、升降。这是我们汉语语音上一个重要的特征。欧美诗歌也同样是根据它的语言特征进行创作的，来寻求它的韵律美。我国的诗歌形式是离不开平仄的安排，这同我们的汉语音相关连，字音的平仄是源于人民大众的语言习惯，存在于人民大众的口头，不是任何人强加的。同时，它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比如说“看花”，“花”是平声，“看画”，“画”是仄声；或者，“一条沟”与“一条狗”，“沟”与“狗”字音是不同的，我们平时讲话非要讲究这个区别，不然就不成话了，就无法表达清楚所指的事物，别人就会听不懂，弄不明白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语音的平仄区别。这种平仄的区别关系是很容易理解的，平仄字音一定的排列能够产生一定的和谐，这个道理本来也是人民大众在生活实践或劳动协作中产生出来，并且无意识中运用的。那么，我们语音研究工作就是归纳、总结，找出一定的语言规律，使得人民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从而比较有把握地取得抑扬顿挫、升降起伏的效果，这就是所谓格律的由来。
    我认为，中国的诗歌不论将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汉语语音不变，它的话言特点——平仄总还是要用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诗人，需要有一个基本功，就是要懂得平仄。鲁迅先生的诗就非常讲究平仄，念起来很富有音乐感。中国的诗歌是具有音乐性的，吟诗可以感受到它强烈的音乐感。诗歌的平仄规律如果打乱，读起来就很别扭，诗歌的平仄规律是长期逐渐形成的，对于这种艺术规律我们应充分加以认识，而不可轻视和否定它。中国古典诗歌十分讲究平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音乐感，读诗、吟诗都十分动听，诗歌的平仄和谐使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韵脚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我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表达很普遍地讲究押韵，对于诗歌来讲，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押韵，如果不押韵就不成为诗。这也可以说是同汉语的特点有关系的，因为汉语的单音字中间音字很多，因而同韵的字也就比较多，比其它语种要多。肖三同志曾对我说，俄文中诗歌也是非常讲究押韵的。我们不仅在诗歌当中用韵，在许多远远超过诗歌之外的语言表达方式中，比如口头的交际语言都是很押韵的，乃至在中医中药中的一些词汇也都是很押韵的。有了韵就容易顺口，容易背诵。所以韵语的使用就大大地超过了诗歌艺术的要求，而广泛地运用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韵律在诗歌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要把西方的无韵诗输入到中国来，就不那么容易为我们的读者所接受。由此看来我们将来的诗歌还是要求有韵律的。
    这里所讲的都是有关诗歌的格律问题，对于诗歌的格律问题，闻一多先生有一句话，他说：对于不会作诗的人，格律是一个束缚，格律是一个表现的障碍物，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格律就成为一个表现的力气。我觉得，闻一多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以上谈的都是诗歌的形式问题，也就是说诗体问题，其实“五四”时期，新诗运动所有的主张、争论都没有离开诗的形式问题，没有离开诗体问题。所谓诗歌的改革，或称之为“诗歌革命”，它仅仅都是讲形式，讲形式的改革问题，没有涉及到诗歌的内容问题，据我看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我可以介绍我个人的一点经验。在一九五九年我出国访问，当飞机过西伯利亚的上空，飞机驾驶室送来一张表单，上面写了飞行的高度，飞行的速度，舱外的温度，这张表单传送给乘客看，传到我手中是最后一个，我就在这个表单的背面写了三首曲子。这三首曲子一个是写高度，一个是写速度，一个是写温度。这三首小令是我最早练习写的曲子。我那次从莫斯科到瑞典的旅行，一路上都写的是散曲。回国后恰逢“七一”党的生日和建国十周年纪念日，我都是以曲的形式来表达庆贺。我以曲的形式来写很隆重的纪念日的题材，在当时来说似乎有些冒失，但经过尝试证明曲的形式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曲的形式是古的，但它是可以表现新的内容，有人讲这是旧瓶装新酒，可以这样讲，但这么讲也不一定完全确切。我认为，如果内容新的话，形式也就呈现新的色彩；如果形式新，而内容很陈腐，那么披着一件新装，也就黯然失色了。我之所以这么讲，就是强调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今天的诗歌创作者当然可以在形式上探索新的诗体，但更应当在内容上注意。作诗应当多读些中国古典的优秀诗作，外国的优秀诗作也可以借鉴参考，可以比较。当然还是主要以我们民族三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土壤。
    我们今天的诗人要广博地学习，从思想理论上和文化修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地丰富充实自己才可以做到日新又新。
    下面我简单地谈一点佛教与中国诗歌的关系。佛教与诗歌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有关系的，形式上说，佛教是从梵文来的，音韵上是有贡献的。比如说我们字典上的“反切”’ “反切”就是从梵文上的拼音来的。佛教对于促进我国的音韵学是有贡献的。新成立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就把佛教与音韵学作为一个专题研究项目。另外从敦煌发现许多曲子，把佛教的经典通俗化，作为变文。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许多俗文学的渊源。要研究中国俗文学，那么它与佛教的关系是很深的。比方说《三国演义》的“演义”两字就源于佛教语言。在思想上内容上佛教与诗歌是有影响的，佛教的禅宗影响更大，佛教的宇宙观是不承认字宙是上帝和神创造的，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的， “缘”解释为现代的语言就是关系与条件，释迦牟弥解释“缘”为“此有吾必有，此无吾必无；此升吾必升，此灭吾必灭。”比如讲，有主人必有客人，有客人必有主人，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因缘”也可以讲是“因果”，比如，以我为因，诸位都是果；以大家为因，我便是果。这是一种同时因果的关系，还有一种异时的因果关系，比如，种子生芽这是异时因果的关系。那么整个宇宙就是无始无终的因果关系。佛教不承认有第一个因，认为是无始的。无始无终的异时因果关系同无边无际的同时因果关系交织成一个网，形成一个宇宙。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我，你们佛教有没有这么一个公式啊，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我答道，是有这么个公式。那么，就很奇怪了，首先是肯定后来又否定，先肯定后否定。我答道：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话说到这里，因为被邀请的外宾来了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我们佛教是讲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的。比方说森林，森林是什么呢?是许多树木汇集起来叫作森林，那么说，森林是存在的，也可以说是不存在的、离开树木就没有森林。一棵树有树干、枝叶，这样形成一棵树，那么，离开树干枝叶就不存在树，佛教把事物的形成分解得很细微，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由很细微的东西凑合而成的，都是因缘而合起来的。由此，佛教对于这些是同时肯定又是同时否定的。禅宗有一位祖爷叫惠能，他就很强调“空”的意念。“空”的意念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个水杯吧，它有它的物质形状，有它这样一个物质存在的作用，但它又是不存在的，又是“空”的，这里所指的“空”，不是说杯子的外部是空的，也不是说杯子被打碎后是空的，而是指杯子本身既是杯子，有它的存在，同时又有它的不存在。禅宗特别强调“空”的意念，而历代的诗人们在接受禅宗的思想时，又不知不觉地把“空”的意识带到他们的创作之中，比如王维的诗：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空山中不见人影，但又有声响，静中有动，动中又有静，既闻人语的声响，可又不见人影的存在。王维的这首诗是有禅意的，带有一种幽静的“空”的境界。
    我年轻的时候写诗曾送给一位先生评看，他看过我的诗后就讲，你写的诗最大的毛病就是带有禅的意念，禅是讲“空”，讲解脱的，而诗则不同，写诗不要过分地把禅的意念摆进去，如果所写的诗带有禅的意念，就要象苏东坡的诗词那样，如同淡水中稍微加一点盐，恰到好处。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禅与诗也是有矛盾的，诗人在他的诗词创作中，要看怎么运用以达到更高的艺术效果。
    以上简单地谈了一些诗歌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讲课稿)

             在九华山十轮殿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安徽省暨九华山佛教协会在这里为重修的十轮殿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我有缘躬逢胜会，感到十分庆幸。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发展以及这次法会的成功举行，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安徽省各级党政领导部门为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佛教界恢复名山大寺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安徽是我的老家，九华山是我深深向往的佛教圣地，地藏菩萨更是我深深敬仰、时时效法的崇高典范。我虽离开家乡数十年，一直在外地工作，但我时时都在怀念生我养我的故乡山水，时时都在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星霜数十载，直到耄耋之年才能返回桑梓，朝拜九华山佛教圣地，看望家乡的父老兄弟，酬偿多年的夙愿。尽管迟了一点，毕竟回来了。此刻的我，面对这名山胜会的壮观场面，真是心潮起伏，万念萦怀，即使通身是口，也无法倾诉我此时的心声。
    中国佛教有四位受到教徒普遍崇敬的大菩萨，四位菩萨各有一坐应化度生的道场，即一股所说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分别体现了大乘佛教的四种根本精神。文殊菩萨表大智，体现了佛教重智慧的精神，其应化度生的道场是山西的五台山；普贤菩萨表大行，体现了佛教理实践的精神，其应化度生的道场是四川的峨眉山；观世音菩萨表大悲，体现了佛教重慈悲的精神，其应化度生的道场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表大愿，体现了佛教重誓愿的精神，其应化度生的道场就是九华山。智慧、实践、慈悲、誓愿四大精神，是大乘佛教利生济世思想的完整体现，是我们每个佛教徒必须精进修学的佛法总纲。这四大精神有益于社会，如果人人根据智慧、实践、慈悲、誓愿的目标规范自己，我想，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稳定，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会大放异彩。
    说到地藏菩萨誓愿，大家都知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名言，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也是大乘佛教的精髓所在。佛教在中国流传了近两千年，遇到多次摧残和危难，但它依然生存下来了。为什么佛教具有如此坚强的生命力呢?不是别的，就是上述四大菩萨的四大精神，特别是地藏菩萨“安忍如地”、 “代众生苦”的精神，不仅鼓舞了历代许多佛教徒为缔造祖国的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也鼓舞了历代许多政治家、改革家、文化人为了祖国的进步和富强而勇于献身。远的不说，近代的谭嗣同、瞿秋白等人，他们都深受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陶冶，在自己从事的进步事业受到挫折、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愿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来解除人民群众的苦难。地藏菩萨更有“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 誓不成佛”的大愿。这种思想，这种大愿，充满了伟大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我们每个佛教徒都能如是信解，如是行持，就能真正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就能为社会作贡献，为众生谋福利，也就能令正法久住，佛日增辉。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还想向各位提一点希望。九华山是以佛教为中心形成的一座佛教名山，因此，九华山的一切设施和建设，都要围绕佛教这个中心，决不能背离或冲淡了佛教这个中心。这是九华山的优势。我希望九华山的各有关部门都要重视佛教这个优势，发挥这个优势的积极作用。九华山不但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圣地，它在国际上、在海外华人佛教徒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大家知道，作为地藏菩萨化身的唐代高僧金地藏，就是古代新罗国(今朝鲜半岛)人。朝鲜北南两方的佛教徒和人民对九华山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九华山是中国佛教的名山圣地，也是一座国际性的佛教道场。身居九华山的佛教徒和各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要爱护九华，建设九华，突出九华山的佛教特点，发挥九华山的佛教优势。我希望九华山佛教协会在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领导下，认真加强对全山各寺庵的管理工作，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工作，进一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树立纯正朴实的学风和道风，在全山僧尼信徒中深入开展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教育，把九华山真正建成“东南佛国”，人间净土。
    佛教是主张“知恩报恩”的。我们的佛教，我们的名山大寺，能够有今天这样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盛况，是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分不开的。我们要以弘法利生、管好寺庙、爱护文物、培养僧才、做好海外联谊和对外友好工作，遵纪守法等爱国爱教的实际行动，报国家恩、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三宝恩。
    最后，让我们共同发愿：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谢谢各位！
                                         一九九O年九月十八日
                                           (原载《法音》杂志)